顾方舟颁奖词精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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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多年前脊髓灰质炎暴发时，波及广度和剧烈程度或许不及今日，但疫情带给人们的切肤之痛也丝毫不少。因为脊灰是在易感儿童中隐性传染，主要破坏脊髓神经，病发后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呼吸麻痹，俗称小儿麻痹症。

1955年南通有将近个孩子发病。此病在广西南宁大流行时，人们因为恐惧，七八月的高温天气里，家家户户都把窗户关起来，不让孩子出门。当时有个家长来找顾方舟，说他的孩子瘫痪了：“顾大夫，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，他以后还得走路，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。”顾方舟告诉他这个病还没有办法治愈，只能矫正。为此，国家下决心要解决脊灰问题，顾方舟接到任务后，便做好了一辈子搞这个研究的准备。他一干就是40年，而且不辱使命，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，顾方舟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制脊灰疫苗，成功建立起了免疫屏障。，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为无脊灰国家。

今天我们亲身体会到，病毒传播非常隐蔽，速度之快远超人们想象，于是在钟南山等科学家的强烈建议下，国家当机立断，在春运期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，阻断传染源，以防疫情愈演愈烈。当年脊灰流行时也是如此，“一般来说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，而流行年有个别的地方像南宁、上海，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”。顾方舟、闻仲权、董德祥、蒋竞武等4人临危受命，1959年被派往苏联了解脊灰疫苗的研制情况。当时美国科学家已经发明并上市了脊灰死疫苗，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，所以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，间接了解死疫苗的生产情况。通过实验观察、查阅文献和参加学术会议，他们发现死疫苗的生产成本高且服用次数多，对于当时积贫积弱、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根本难以为继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发现美国科学家还发明了一种减毒活疫苗，虽然尚未上市，正在交给各国实验室免费试用，却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建立起免疫屏障。在充分考虑到国情和疫情危重的条件下，根据顾方舟的提议，我国决定采用脊灰活疫苗的防疫路线。顾方舟将活疫苗种子带回国，从此开始了自主研制疫苗的艰难历程。

首先是科技攻关之难。众所周知，科学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借鉴，可以获取信息，但归根结底“还是得自力更生，自己要有独立研究的能力，不靠自己的力量，单靠国外不可能做到”。疫苗研制关乎生命和健康，更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勇往直前的精神。顾方舟率领团队分三步走，第一试生产，第二检定，第三临床实验。尤其是第三步，临床实验分三期，第一期就要找10个孩子做实验。他便先在自己一岁的儿子身上做实验，随后是几个同事的孩子。虽说顾方舟已在自己身上试验过，心中有数，但他事先还是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，幸好安然无恙，试制成功。当妻子知道后并无怨言，她说：“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，怎么拿给全国的孩子们吃呢?”

其次是科研条件之难。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，疫苗生产从人才到原料、设备都极度短缺。因原料所需，国家决定在云南昆明郊区建立研究所，但没有几位科技人员愿意从首都北京调到山沟沟里去，顾方舟又率先带着母亲、妻子、儿子举家入滇，扎根昆明。随后与他一同去苏联的三位专家也搬了过去，还从昆明的卫生技校招了一批年轻的学员，手把手地教，他们日后都成长为各个科室的骨干。做疫苗检定需要拿动物做实验，他们就自己饲养动物，三年困难时期，人都食不果腹，却要给动物吃饱。制作疫苗需要用胰酶，当时被美国卡着无法进口，顾方舟就让器材负责人杨志和去北京找医科院院长解决，院长特地向国家申请外汇从香港进口胰酶，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正如顾方舟所说“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，做研究工作很困难，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”。

最后是推行疫苗之难。顾方舟认识到要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最终根除脊灰，仅仅研制出疫苗还远远不够，要经年累月地让全中国的适龄儿童服用疫苗，才能建起免疫的屏障。为此，他制订了详细周密的免疫策略。一是以县、乡、镇为单位，适龄儿童服用率达到95%以上;二是在7-10天的时间内让这些儿童全部服用疫苗。免疫策略的落地，不仅要靠国家体制的运行，最终还要依靠防疫人员勤勤恳恳的工作。在广大老少边穷地区，都要靠防疫人员挨家挨户地送疫苗。所以顾方舟反反复复地说：“消灭脊髓灰质炎不光是疫苗的功劳，有了疫苗，送不到孩子嘴里也是白费。这个工作是防疫人员做的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”